哲学关注的中心经过三次转向，逐渐从本体论、认知论转到了语言之上^[1]（王寅，2014），因此，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家也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在西方语言哲学主要用于英美语境中，应当属于英美而不是欧洲大陆，但只要是对语言现象、语言性质和语言结构等做出哲学性思考和研究的理论，都可以归于语言哲学的范畴^[2]（江怡，2014）。这就肯定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的语言哲学家地位，且其理论思想在当时的研究背景下颇具独创性。在历史语言学盛行、自然科学兴起的大背景下，索绪尔开始追问语言的性质问题，并运用“切二留一”的二分法，对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等概念进行了区分，着眼于语言系统，开始了“关门打语言”的内指论转向，影响了一代语言学家及众学科的研究^[1]（王寅，2014）。然而，对于索绪尔理论中诸多要点的理解，学界尚存争议，其中之一便是对其“语言系统观”的讨论——索绪尔所谓的与“言语”相对的“语言”或“语言系统”，究竟是完全封闭自足性的，还是具有开放社会性的？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是否过于片面？对此，部分学者认为该语言系统是封闭自足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其既具有封闭自足性，又具有开放社会性。针对后者，不少学者又指出“封闭自足性”和“开放社会性”相互矛盾，因此并不成立。学者们各抒己见，争论激烈。

一、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是封闭自足的

不少学者认为这一语言系统是封闭自足的，是与言语使用及人和社会完全割裂的。如杨信彰（1996）就指出，“索绪尔认为‘言语’具有异质性，因此把‘语言’作为语言学的唯一的对象，片面追求‘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把‘语言’看成是封闭的系统，这也就限制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3]徐海铭（1998）认为索绪尔的理论中存在“把语言看作是个纯粹封闭的系统，不考究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对语言结构的驾驭……排斥了人的作用” ^[4]的缺陷。武文刚（2009）也认为“他在描写语言共时状态时，主观地将它规定为一个纯粹的同质的封闭系统，不考究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对语言结构的驾驭，这就排斥了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就否定了语言也是一个开放系统。”^[5]冯建明（2014）同样认为“索绪尔竭力将凡是被他视为阻碍语言成为独立科学的一切无法操控的因素排除在外，只关注这个独立自闭的语言系统，切断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6]他们均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是封闭自足的语言系统，因此批判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并认为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最后的“为与语言而研究语言” ^[7]（索绪尔）最能概括其封闭自足的语言系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