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运用中国哲学对人类命运发展的科学把握，它吸收和传承了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它以中国哲学的“天下大同”为理论基础、以“和而不同”为理论特质，以“义利兼顾”为理论共识，是当代中国向世人提出的推动未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科学构想。因此，以中国哲学为视角，探寻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之根，不仅可以向世界宣传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促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一、  “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根基

    儒家“天下大同”思想蕴含的理论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中国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具有巨大作用，而且对今天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同样具有深远影响。传承至今，习近平在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而这一思想的理论根基正是中国哲学的“天下大同”思想。

“天下大同”思想向世人描绘出了充满仁爱、平等互助的大同理想社会，蕴含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和向往。最先提出“大同”思想的是孔子。他在《礼记•礼运》中将大同社会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在这里描述的大同世界可谓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天下为公”的贤人政治。即是说在“天下为公”的时代，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为天下人共有，强调尚公义、禁私欲。在天下共有的前提下，行仁政必须“举贤能之辈”，提倡“信”和“睦”这两种为政之道，认为为政者必须弃私于公、德才兼备、诚实守信、和睦共处。在经济方面，孔子主张“无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尚公有，废私有，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去工作，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并归大家所有，不存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等级社会。在社会方面，主张博爱众生的和谐社会。社会在爱的供养下，安定有序、各司其职，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有关国家之间的问题上，孔子主张零战争的安定社会。他极力反对战争，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即“以德感化外邦”，反对轻易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综上所述，孔子的大同思想中所提出的“举贤能之辈”、博爱众生、诚信和睦、平等互助的思想及公天下的社会理想，成为中国哲学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博爱、平等等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价值认同。

儒家关于“天下大同”的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并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康有为在我们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之时，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创立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康有为认为：“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致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康有为所创立的大同社会，在政治上表现为全世界仅建立一个公政府，人人享有议事之权；在经济方面，主张实现公有制，即财产公有，并归政府管理；在社会方面，表现为在政府管理下，社会安定有序，人民生活幸福、衣食无忧；在人际关系方面，主张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待，不存在所谓的矛盾纷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与世隔绝、闭关锁国”的落后性，创造性的提出了全球观。他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世界市场推动了西方社会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全球经济的发展规划”，并将这种全球化渗透到社会生活，批判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的社会现象，主张“天下为公”，以期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